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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备为什么不救关羽,关羽的死和刘备有什么关系?

刘备借机除掉结拜兄弟

笔者日前拜读了蒋星煜先生在《新民晚报》上所撰的《刘备联孙拒曹有始无终》一文,颇受启发。但又感到关羽失荆州不仅仅是孙刘联盟有始无终的问题,蜀失荆州之事颇为复杂,内中既有关羽本人的问题,又有诸多隐情曲折鲜为人知的史实。今余不揣浅陋,兹据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钩沉索隐,一者公诸同好,二者就正于蒋先生。

关羽指挥不当,终致地失人亡

关羽首战于禁告捷,使荆州军处于主动地位。在此情况下,关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,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,“有必破之势”,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,反而分兵南下,渡过汉水,“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”,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下。使本来兵力就不雄厚的荆州军更加分散,结果是樊城也攻不克,襄阳也打不下,导致军卒疲惫,士气低落。

建安二十四年八月,“天霖雨十余日,汉水暴溢,樊下平地五六丈。(曹)仁人马数千人守城,城不没者数板。”关羽在这样有利条件下,都不能攻破襄樊,到了十月旱季,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。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。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晃营距羽围三丈所,作地道及箭飞书与(曹)仁,消息数通。”这就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,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曹军而不利于关羽军的变化,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已失去意义。况且,曹操已将孙权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。如果此时,关羽能迅速返师回救江陵,则荆州可保,羽军可全。可惜,关羽不能判断战场形势的变化,“犹豫不能去”,致使荆州军不仅受挫于徐晃,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。

关羽所犯的致命错误,是其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,不顾一切,冀图夺回南郡。江陵、公安并非羽军战败而丢失,而是傅士仁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,吴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,未损一兵一卒,士气正旺。更为愚蠢的是,关羽在退还江陵的途中,还“数使人与(吕)蒙相闻”,责问其违背同盟。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,“厚遇其使,”并使其“周游城中,家家致问,或手书示信。”使者回营后,羽部下“私相参讯,咸知家门无恙,见待过于平时,”遂使“关羽吏士无斗心。”

《江表传》称:“羽好左氏传,讽诵略皆上口。”但从实际情况来看,关羽对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战例几乎是一无所知。公元前482年,“吴王(夫差)北会诸侯于黄池,”越王勾践乘虚派兵攻入吴都,“虏吴太子友,……吴人告败于王夫差,夫差恶其闻也。或泄其语,吴王怒,斩七人于幕下。”夫差诛杀信使灭口,所为何来?很显然,为的是怕走漏消息,动摇军心。关羽如果稍有头脑,封锁消息都来不及,何至于派遣使节至吕蒙处。关羽所率的数万大军在返师途中并未被吕蒙攻击,而是边走边溃散,等到走麦城时,“兵皆解散,尚十余骑。”这是何等拙劣的军事指挥,可见朱大渭先生评价关羽是“千古名将独一人”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

关羽与部属的关系

关羽镇守荆州期间,同东吴关系不断恶化,最终反目成仇,那么他与部属的关系又如何呢?关羽北攻襄樊,留守江陵与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。然而,关羽同这二员承担守御大本营重任将领的关系极为糟糕,并由此酿成糜芳、傅士仁叛变投敌,拱手献城于吕蒙的惨祸。

《关羽传》载:“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,将军士仁屯公安,素皆嫌羽轻己。羽之出军,芳、仁供给军资,不悉相救,羽言‘还当治之’,芳、仁咸怀惧不安。于是权阴诱芳、仁,芳、仁使人迎权。”可见,由于糜、傅二人的叛变,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。

其实,关羽北攻襄樊前,并不敢掉以轻心,他对荆州的守御还是作了精心安排。首先,“羽讨樊而多留备兵,恐(吕)蒙图其后故也。”其次,关羽在江陵、公安的沿江地带修筑了许多“屯候”,一旦发现敌情,即可举火,施放狼烟。第三,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,为防范吴军的进攻,大筑江陵、公安二城,将其建成内外套城,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。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,当时轻骑一昼夜行300里,只需一天多即可赶回。所以,尽管吕蒙巧施计谋,“使白衣摇橹,作商贾人服,昼夜兼行,至羽所置江边屯候,尽收缚之,是故羽不闻知。”但胡三省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作注曰:“屯候虽被收缚,使糜(芳)傅(士仁)无叛心,羽犹可得闻知也。”可见,只要糜芳、傅士仁坚守城池,不投敌叛变,关羽迅速返师,与江陵、公安的守军前后夹击吴军,关羽与吕蒙孰胜孰负尚难逆料也。

那么,糜芳、傅士仁为何在关键时刻倒戈呢?除了吕蒙大军出其不意,兵临城下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“与羽有隙”、“素皆嫌羽轻己”。关羽既然瞧不起糜、傅二人,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给平素就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。虽然糜、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(糜芳是刘备的妻兄,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),但作为全军主帅就应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,要有容人的气度。刘邦灭楚,靠萧何主持关中,刘秀成功,靠寇恂主持河内,曹操统一北方,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。只有关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。刘邦在成皋、广武与项羽对峙其间,“数使使劳苦丞相”。为的是笼络萧何,以免他心怀反侧。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时,令“芳、仁供给军资,”芳、仁没有及时将“军资”运往前线,关羽就大发雷霆,宣称“还当治之。”这种做法不啻是使早与关羽“有隙”的糜、傅二人更加“怀惧不安”,一旦形势发生变化,岂能阻止他们临阵倒戈。

前引《关羽传》云:“于是(孙)权阴诱芳、仁,芳、仁使人迎权。”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幽隐未显的问题,即孙权除了“阴诱”糜芳、傅士仁之外,还有没有“阴诱”荆州的其他重要人物?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说明,但与关羽素来不睦的潘浚值得关注。

潘浚是荆州武陵人,他先在刘表那里任江夏郡的从事,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。“备入蜀,留典州事,”公安是荆州的治所,既然“留典州事,”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。傅士仁于公安叛降,如此大事,必有同党参与,一起策划。同党为谁?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,因为潘浚身为荆州治中从事,职责甚重,没有他点头赞同,傅士仁是不敢轻率“迎权”的。对此《三国志集解·潘浚传》引用王懋竑之语:“按潘浚为昭烈(刘备)治中,又典留州事。责任盖不轻矣,与士仁共守公安,士仁之叛降,潘浚岂得不知之?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,可乎?……故浚当与糜芳、士仁同,(杨)戏之讥贬自不为过?”所谓“杨戏之讥贬”是指杨戏所撰《季汉辅臣赞》之语:“潘浚字承明,武陵人也。先主入蜀,以为荆州治中,典留州事,亦与关羽不穆。孙权袭羽,遂入吴。”从中可知,潘浚“亦与关羽不穆”,表示其在与关羽的关系上和糜芳、傅士仁是一致的。

孙权既然知道糜芳、傅士仁与关羽“有隙”而“阴诱”之,那么身处荆州治中之位,“典留州事”的潘浚和关羽“不穆”,孙权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去“阴诱”呢?且糜芳、傅士仁作为迎降首功,后在吴国虽得录用,但不过为人部属,反不如潘浚,其一“迎降”,孙权即“拜浚辅军中郎将,授以兵,迁奋威将军,封常迁亭侯。权称尊号,拜为少府,进封刘阳侯,迁太常”。若非潘浚“迎降”之功大于糜、傅,潘浚官运岂能如此亨通。

关羽不仅与部属不睦,与蜀中其他将吏的关系亦十分紧张。例如“刘封者,本罗侯冠氏之子,先主至荆州,以未有继嗣,养封为子”。关羽既然与刘备“寝则同床,恩若兄弟”,那他同刘备的养子刘封就有了叔侄关系。然而就是这位与关羽有叔侄之亲的刘封,在“关羽围樊城、襄阳,连呼(刘)封、(孟)达,令发兵自助”的关键时刻,离襄樊前线只有咫尺之遥的副军将军、上庸太守刘封居然装聋作哑,抗拒羽命。“封、达辞以山郡初附,未可动摇,不承羽命”。可见,关羽与刘封、孟达等人关系异常紧张,导致封、达拥兵上庸,任凭关羽“连呼”而不理不睬,作壁上观。总之,关羽在镇守荆州,攻打襄樊时,屡屡失误,且性格“刚而自矜”,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”。故陈寿说他“以短取败,理数之常也”。

蜀中不发救兵问题

关羽发动襄樊战役,虽然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,自身也为孙权所杀。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。襄樊战役前后,吴、魏使者往来不绝,密谋夹击关羽,可谓紧锣密鼓,配合默契,而刘备、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,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、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。更使人困惑的是,当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,并不断调遣于禁、庞德、徐晃率兵增援樊城,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,蜀汉政权居然作壁上观,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,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,面临全军覆没之际,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。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揣测。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于《訄书·正葛》中提出了“(蜀)假手于吴人,以陨关羽之命”的观点。章氏之观点虽是假设,但却不无道理。比如前辈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亦持近似观点。他在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中说:“《三国志》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有不少,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。《关羽传》羽败死,荆州弃守,读史者总不免有怀疑。思欲究其所以,论其责任。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。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、葛,特別是刘。……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,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,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。章氏之论确否,姑不置论,他无所顾忌的学术态度,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。”我以为田先生所论甚是,荆州之失,关羽败亡,刘备当负主要之责是毋庸置疑的,甚至亦不排除刘备假吴人之手剪除关羽的可能性。

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将领,骄横跋扈、目空一切,不要说蜀中一般的将吏不放在眼里,即便对主公刘备亦时有怨懑之辞。《蜀记》曰:“初,刘备在许,与曹公共猎,猎中,众散,羽劝备杀公,备不从。及在夏口,飘飖江渚,羽怒曰:‘往日猎中,若从羽言,可无今日之困。’”刘备在许昌之时,被曹操软禁,犹在虎口之中,稍有不慎,即可遭致杀身之祸,备投鼠忌器,岂敢轻举妄动。关羽不明事理,居然发怒,责备刘备为何当时不诛锄曹操,岂非无理取闹!

建安十九年,刘备攻益州,西凉马超来投,马超是东汉末年颇具声望的虎将,刘备得之喜出望外,即封其为平西将军,位同关羽,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,当即写信给诸葛亮,“问超人才谁可比类,亮知羽护前,乃答之曰:‘孟起兼资文武,雄烈过人,一世之杰,黥(布)、彭(越)之徒,当与益德并驱争先,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。’羽美须髯,故亮谓之‘髯’。羽省书大悦,以示宾客。”由于诸葛亮的协调,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才得以缓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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